法律本身就承担着改造、塑造社会的使命，特别是在保障那些传统中没有的、近期新兴的权利时本应起到更重要的角色。
1934年工农检察委员会成立，代替了工农检察委员部，由项英任委员会主席，腾代远、罗荣桓、蔡畅、董必武等36人任委员。我们既不拒斥人类文明的普适性及制度设计的基本规律，也不打算以西方检察制度作为惟一参照系排斥中国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而造成的个性因素。
人类政治文明的进化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侦查、起诉和审判集中于同一机关，司法与行政不分正是专制主义司法的重要特征。[7]不可否认的是，检察权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使过程中，还没有充分理解限权不越权的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也没有真正吸取中国检察制度史上一般监督权的行使以及其后被矫枉过正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检察制度的研究或认为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是中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延续或前身。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这一制度稳定下来，规定监察院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出庭检察官所具有的公诉人身份需要他在庭审活动中服从法官的指挥，而监督者身份则要求法官受制于己。
专门负责对行政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通过层级上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6、其他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构建。包办婚姻的解体和婚姻自由的兴起，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因为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所以文学和法律都十分关注。
[4]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47页。婚姻自由也是文学家所关注的焦点，文学史家唐弢所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曾提到两部作品，他是从文学的角度这么评价的：从鲁迅的小说《伤逝》[2]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3]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获得胜利，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4]然后，他们同居[15]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可以说，这正是小二黑和小芹最后终于能够自主解决其婚姻问题的政治保证与法律保证。也就是说，某局长把涓生解聘的惟一可能的原因，竟是来自儿子的赌友的谣言。
相爱的人加上一处可供栖身之处，就成了家。同时，借助严密的行政组织和强大的行政力量，妇联会、青年会、妇救会等各种组织，在乡村一级纷纷成立，[35]婚姻自由的主张，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行政力量的支持和推行。这不仅仅体现在立法方面，更多的是在执法方面。[11]婚姻自由首先是在都市中的流动人员中产生，甚至有可能是在留学生群体中产生，有意者可以去考证。
[1]相对于法律所面对的比较单一的对象和环境，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更加丰富而复杂，既可能是法律的，同时也包含着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能够从文学中获得更宽广的视野，从而对关注对象能有更本质的了解和判断。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初级的、外在的判断逐渐被家庭条件、权力、经济状况等替代。[23]五四运动前后，关于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探索，更是进入到一个高潮。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道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
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走出家庭的樊笼，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三从《伤逝》到《小二黑结婚》，这两部作品反映出的是在不同政治社会背景下年轻人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抗争以及主人公所遇到的不同结局。
法律事务本身也是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古至今，不论中外，公案、官司、法律实践，都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极常见的内容。而根据地的法律，是明令禁止收养童养媳的。
[26]何况，法律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法律精神的现代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伤逝》与《小二黑结婚》也许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它们却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法律（更确切地说是针对现有社会习俗的执法）如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起先还都沉默着，还有勉强的笑容。[6]—这是一曲中国早期自由婚姻的悲歌。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为经济地位的平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35]杜兴：《小二黑之死》，载《国家历史》,2009年1月。
而他的解聘涓生，正是代替社会给涓生以惩罚。当遭到小芹抵制后，她就装神弄鬼，说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之类的胡话。
[12]由于他懂一点外文，便业余做一些翻译工作，以贴补生活。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37]这是一段经典的文学对白，也是一个精彩的法律调解和裁决案例，其中透露了大量值得研究的信息。
在涓生与子君的生活环境中，婚姻自由虽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但却迷失在无所不在的无物之阵中。比如，在对待纳妾这一社会顽疾时，由于法律精神的欠缺，法律的制定就显得模棱两可，暖昧难辨，甚至放任自流而使之合法化。
小说还设置了另一个障碍—金旺。[30]而婚姻自由，也决不是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法律上的认可，就可以完成的。据说，岳冬至与村里的姑娘智英祥相好，而村干部和村秘书也都垂涎智英祥的姿色。[9]二是近代大都市的兴起，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为新的婚恋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与物质基础。
两部小说的结局也不相同：前者以二人的分手，女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二人世界，也算其乐融融。
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教他跟于福闺女订婚。法律与文学都以人为本，关心人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宣传婚姻自由，破除农村中的陈规陋习，赵树理决定以这一案件为素材，创作一部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小说。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那不相干。
[27]这显然是与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但它源于并高于生活，所以从文学素材中分析法律制度的变迁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涓生、子君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最初完全可以由涓生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在当今中国，我们往往看到的情况是，法律往往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受制于社会各种各样的舆论与观念。
乡村一级基层政权，对此似乎无力作出最终的裁决。在遭到小芹拒绝与斥责之后，他不禁妒火中烧而怀恨在心。
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也就此结束。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
和《伤逝》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自由恋爱相比较，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同样遭到家庭的反对，并且还有来自乡村恶势力挟裹基层行政力量而来的压迫，为什么结局却完全不同呢？从理念到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愿望，使他们摆脱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从传统角度上看，涓生、子君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婚姻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实践中是不受保护的，而且是与包办婚姻的传统背道而驰的，子君的行为在传统习俗中属于私奔行为。
